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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创新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建设”分论坛综述
        2019-08-02

 

2019713日至14日,中国社会学年会“创新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建设”分论坛在云南大学文渊楼102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福州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本论坛旨在搭建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相关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基层社区建设,加强治理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分论坛首先由中华女子学院李敏教授介绍论坛的发展历史、今年论坛的收稿情况、组织安排等情况,然后进入主题发言。论坛由四个单元组成,第一与第二单元为城市社区治理、第三单元为农村社区治理、第四单元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

一、城市社区治理

第一单元由清华大学郑路副教授主持,何晓斌副教授等8位专家学者围绕城市社区治理做了主题发言,郑路副教授、李斌教授对发言进行了评论。

清华大学何晓斌副教授基于社会建构理论,以社区社会资本、行政资源配置力度为划分标准,将基于大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监管技术与人工复合型、整合技术与自组织复合型、监管技术导向型和现有成熟技术与自组织复合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持久的基于大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的模式需要依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特征和行政资源,结合开发成本、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等要素因地制宜的探索优化才能取得成功。

浙江财经大学赵琼研究员基于浙江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调查,总结了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在促进社区治理转型的经验,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为基层社会重新再组织化提供了网络化组织结构基础,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孕育了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雏形。

同济大学葛天任老师以国家建设视角分析了社区发展挑战与基层政权建设的关系,认为当前中国社区发展面临五大挑战:社区之内的碎片化和社区之外的阶层化、个体化、代际更替和技术变革。面对这些挑战,国家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性凸显,其正是通过重新强调执政党的人民性与权威性,从实际问题出发解决改革时代市场、社会的不足与遗留问题,最终将政策思路转向回归民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均衡再分配体系,成为各地基层治理创新的方向。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苗延义对基层社会治理中行政性与自治性关系问题进行了再认识。结合近年来基层治理诸多创新性实践探索,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进”与“退”过程,对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复杂关系展开反思性再认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行政性与自治性不是简单彼此消长的对立实体,而是国家体制下基层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互促共生。

郑路副教授对几位发言人的主题发言进行了点评。认为基于大数据的技术治理模式是社区实现精细化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何晓斌老师梳理的四种技术社会治理模式很具有启发性,希望有机会能跟随何老师去社区具体学习;赵琼老师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探讨总结了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在促进社区治理转型的经验,也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赋权增能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沟通交往行动理论等层面对其进行了反思,全面深刻解释了社区社会治理的机制;葛天任老师的发言很具有启发性,解析了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社区治理背后的制度、环境和挑战,是我们在社区研究中至关重要但往往最容易忽视的问题。苗延义同学对基层社会治理中行政性与自治性关系问题的探讨具有创新性,打破了二者之间的研究张力,把它置于国家基层治理的不同面向来看,视角新颖。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胡燕副研究员对成都市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脉络和治理经验进行了梳理。认为成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推动转变为政府主导,更多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的总趋向。

清华大学博士后王艺璇以北京两类社区为例,分析了空间资本和居住区隔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同一空间范畴内,往往对空间形成不同的形象性认识,这既与其所具有的社会阶层属性相关,也与其所能获得的空间资本差异相关。空间资本差异引起空间区隔需具备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是不同群体对空间具有相似的空间关系,或占有,或使用,从而在空间权利归属上形成主体性意识;其二是不同群体在空间占有或使用中的空间区隔,将物理层面的空间差异转化为社会层面的空间排斥,在空间获得感和空间被剥夺感的情感序列中生产出空间从隐性到显性的空间区隔。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赵罗英以一个企业基金会为个案,分析了香港社区贫困的治理;介绍了研究个案的时间背景、理念目标、扶贫模式等基本情况,总结了研究个案目前的成效,即培育了组织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但也存在青少年参与积极性逐步下降,复制推广难度较大等挑战。

四川大学向元钧副研究员指出,合作式治理是印度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实践中暴露了诸多问题,研究从社区服务视角尝试分析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机制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反思治理过程的弊病,为探索我国城市社区创新、建设、管理、服务等提供依据,使社区在城市功能体系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李斌教授对以上几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指出胡燕老师对成都模式的总结可看出成都基层社会治理非常具有活力,如果能够对成都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不同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展开详细论述,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活力和创新;王艺璇从理论层面对空间资本和居住区隔的关系展开了论述,希望对回迁安置区居民和商品房社区居民间的交往和互动以及如何整合作进一步探讨;赵罗英老师以一个企业基金会为个案,分析香港社区贫困的治理,非常扎实,很有学习意义;向元钧老师介绍了印度合作式治理模式,望进一步探讨印度合作式治理与中国社区治理的区别?合作式治理是什么组织、团体之间进行的合作?

第二单元由中南大学李斌教授主持,卢国显教授等7位专家学者做了主题发言,何晓斌副教、甘满堂教授对发言进行了评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卢国显教授以社区营造理论分析了城市社区教育。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社区教育愿望较强烈,对社区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较高。居民对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的关注最高,而对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提出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对提高居民素质,振兴城乡社会建设,改善地区治安状况方面的价值。

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王长征在文献场景下对社区精英的社会面貌与实现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文献场景下,社区精英多为 50 岁以上的具有干部经历的女性,政治精英居多。资源优势是社区精英形成的关键结构要素。“双重身份”下的资源共享和资源的“工具性”是社区精英得以实现的主要因素。

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海云基于CGSS2012的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的关系,发现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存在差异性相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社区参与的四重逻辑:身份逻辑、信任逻辑、网络逻辑和制度逻辑。

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党校科研处干部尹晓婧结合石景山社区治理面临居民参与度不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差、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冲突矛盾日趋复杂化的难题背景下,介绍了石景山区通过一系列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建立了激发居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动员机制、统筹协调把握方向的党建引领机制和积极参与社区冲突调处的信访代理机制,有效回应了社区治理中的系列难题,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何晓斌副教授对以上几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认为社区教育是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形式。卢国显老师的社区教育研究正显示了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强烈需求;王长征在文献场景下对社区精英的社会面貌与实现因素进行了分析,但需要注意在这一分析中区分社区精英、社区领袖、社区骨干之间的区别;刘海云基于CGSS2012的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的关系。选题和视角都比较新颖,但是建议对社区参与的概念进行再界定,对四种参与逻辑进行再概括。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罗晓蓉副教授基于江西省的调查对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问题、做法与经验进行了分析,指出江西省城市社区治理在服务群众、工作机制、组织关系、社区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基层党建有效引领社区治理,需要构筑基层党建工作的新平台。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远康以上海市Y居民区《住户守则》为例,分析了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价值定位、作用基础与嵌入机制,认为城市社区软法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确立社区治理的方向与目标、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张贵生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城市劳动力的外在结构位置和内在心理特质对生活幸福感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所处结构位置后,奋斗意志力、奋斗效能感、奋斗-获得公平感这三大心理特质因素对生活幸福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两种心理特质带来的幸福回报基本不因社会阶层位置或生活条件差异而变化,但越是在结构位置上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劳动力,其生活幸福感更多地与奋斗-获得公平感强相关,这一发现将结构不平等与心理公平感联结起来,对于更好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奋斗幸福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甘满堂教授对以上几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指出本单元论文主要涉及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有党建引领、社区组织引领、驻社区单位引领等,突出不同社区因地制宜,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促进城市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二、农村社区治理      

由中华女子学院李敏教授主持,李斌教授、张云熙副研究员等8位专家学者围绕农村社区治理做出主题发言,中华女子学院李洁副教授对发言进行了评论。。

中南大学李斌教授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对以往青年群体因受制于结构因素逃离乡村社会而造成乡村发展主体缺失,乡土社会产业“脱嵌式”或“弱嵌入式”发展,城乡一体化阻滞。他认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青年群体成为乡村产业主体,这就需要通过网络化产业平台集约农村自然而分散的产业元素。而以农户、村庄、乡镇、县域为层级的四级产业立体网络平台一旦建设成功,则一方面可以提升农村产业的可持续性与盈利性空间,另一方面也使青年群体有了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农村青年职业及盈利空间的拓展也成就构造了农村青年的发展路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张云熙副研究员以云南藏区一个少数民族村寨为案例,系统调查了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与路径。揭示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有助于探索社会组织对促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转型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清华大学博士后卢尧选从共同体经典研究出发,提炼共同体的两个核心特征:协作动机和协作边界。指出居民自治的本质是协作,缩小民生需求的协作边界,将家庭作为创制政策的起点,创造和营造产生道义性和社会性协作动机的社会环境是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一条途径。

中南大学博士研究黄改生以秸秆禁烧政策为例,探讨了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问题,认为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呈现由“国家汲取型”向“情感诉求型”的转变。认为充分认识和理解两种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警惕农民因“互动”不当所造成的“失范性宣泄”对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构建新型国家-农民关系意义深远。

福州大学甘满堂教授分析了村庙和刻碑资料在社区研究中的作用。村庙是乡村公共活动空间,碑刻资料是民间文献资料最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内容丰富,且相对容易获得。在当下城乡社区实地研究中,“进村找庙碑”仍具有实践价值与借鉴意义。因此,在社会学实地研究中,应当重视社区公示类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任丹怡基于对中国城市社区研究的实践经验,在反思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只有采用人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正确理解并合理运用“熟悉”和“关系”在中国社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有效构建多维观察角度,及时感知和把握时空变动态势,才能更接近中国社区中社会现象的真实和实质。

中华女子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莹以北京市延庆区某一社区为例,分析了农转居社区丧偶老年妇女生活适应问题。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提出有针对性建议。

中华女子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音姿以北京市大兴区某一社区为例,分析农转居新市民身份认同的问题,从社区教育视角提出解决农转居新市民身份认同的一些思考。

李洁副教授对以上几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认为这一单元的发言主要围绕着乡村振兴、乡城社会转型、以及农村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展开。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不同学者从理论反思、方法建构、实证研究等角度对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发展建设展开了积极而有意义的研究和探讨。

三、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

由福州大学甘满堂教授主持,王力平教授、李敏教授等6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进行主题发言。

内蒙古科技大学王力平教授论述了社会工作在协同基层治理、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现多元有效合作治理中发挥了服务型治理的重要作用。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的“三社联动”创新了社会服务的供给方式,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协同治理的体制性依赖。要走出社会工作协同基层治理的体制性依赖困境,需要创新治理动力协同机制、治理风险防控机制、治理监督保障机制、治理绩效评估反馈机制。

中华女子学院李敏教授以内蒙古赤峰市某一社区为例,研究发现蒙汉杂居社区在人际信任层面,信任期望较高,本民族间信任度高,对社区工作人员的信任度高,浅层化,工具性信任为主;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信任带有传统文化色彩、信任培养多源于社会制度。年龄、居住时间、个体经验、邻里交往、社区参与、制度文化等是影响蒙汉杂居社区信任的主要因素;提出组织民族交流小组、发展社区组织、制定社区公约等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唐晓琦通过参与式观察法以深圳市M社区党群中心项目运营实践为例,借助嵌入性治理理论视角,对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居权力主体之间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互动关系及其行动逻辑进行了深描。在某种意义上是党社关系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可能开启一种解释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范式。

中华女子学院硕士研究生董睿姝以北京市朝阳区某一社区为例,分析了城市独居老人社会交往的对象、内容、观念;提出增加家庭宣传、开设小组活动,建立互助支持网络、丰富社区活动、为老人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建议。

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郑丽玫从参与式发展视角出发,以罗行竹编“筑福行动”项目为例,探讨社会工作的本土资源动员过程中,如何突出居民主体地位。提出以社工为核心,以竹编传统文化为载体,以政府资源、人员资源和其他参与者为促进因素的社会工作的本土资源动员模式。

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韩璐借鉴威廉·N·邓恩的“4E”理论,基于北京市社区服务发展,对社区“公益性”服务的标准化指标体系构建进行探讨。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叶鹏飞副教授对以上发言进行了评论。认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意味着多元主体和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社会工作恰恰是我们现在值得依靠的重要社会力量。以上六位报告人的演讲,都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并就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理论和政策上的思考。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目前项目制等运作方式可能带来的短期化、碎片化问题,考虑过于迁就政府需求可能带来的行政化和附庸化问题,考虑社会工作机构自身发展状况带来的专业化不足等问题。在实施路径上,社会工作要把社会治理作为专业发展的重要领域,要善于借助党建力量、动员多方资源,实现有效治理。

最后,中华女子学院李敏教授做了分论坛总结发言。截止到今年,本论坛已举办了7年,今年有30多家单位参与到论坛中来。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本论坛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和基层社区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政策建议。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以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为平台,进一步关注和积极投身社区研究。

2019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共75个分论坛,其中18个分论坛获得优秀论坛组织奖,“创新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建设”分论坛荣获此奖。

 

执笔: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