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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与与《社会学原理》
        2012-09-15

孙本文是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述最多的社会学者之一。他长期在大学中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学的整体理论体系,推动和参与中国社会学早期学术机构的建立,对于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孙本文(1891-1979),江苏吴江人,号时哲,中国第一辈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任国文教员。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赴美伊利诺伊大学学习社会学,并于1923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前往芝加哥大学从事心理学博士后研究。1926年归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1929年始前往南京中央大学,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等职。1941年,被教育部任命为首批部聘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孙本文一直在南京大学(前身是中央大学)地理系、政治系、哲学系任教。1979年,孙本文病逝于南京,享年88岁。

1928年,孙本文与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等在上海、南京的十余名国内社会学家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同时创办学会会刊《社会学刊》。1930年,孙本文、陶孟和、许仕廉等人在东南社会学会的基础上,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社会学团体组织“中国社会学社”。与此同时,《社会学刊》改由中国社会学社编辑出版。1931年经政府批准,中国社会学社成为正式合法的学术机构。新中国建国后,孙本文加入九三学社,历任江苏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

孙本文一生勤于笔耕,著述丰富。他出版和主编了社会学著作20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七八十篇。其中主要著作有《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平朴社,1927)、《社会问题》(1927年)、《社会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人口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28年)、《社会学的领域》(世界书局,1929年)、《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社会变迁》(社会变迁,1929年)、《社会学大纲》(主编,世界书局,1931年,分上、下册)、《中国人口问题》(主编,世界书局,1933年)、《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1944年修订再版,分上、下册)、《社会学词典》(主编,1937年,出版社不详)、《中国社会问题》(青年书局,1939年)、《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2-1943年,共四册)、《社会行政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社会思想》(商务印书馆,1945年)、《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社会调查方法和表格》(出版情况不详)等。

一、孙本文与《社会学原理》

孙本文自1926年回国后,在大学中承担着社会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先后讲授普通社会学(社会学概论性质)九次。最初国内用的是翻译过来的国外社会学教材,不合中国学生之用,不利于讲解。因此,孙本文便搜罗材料自编讲稿,先后修订七次,最后定稿为《社会学原理》一书。《社会学原理》是孙本文在中央大学撰写的一本社会学教科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修订再版时,分为上、下册。该书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经验材料融合在一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影响广泛。1940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成为当时基本社会学的普遍使用教材。

《社会学原理》一书是在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大纲》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20世纪20年代末,为了加快社会学的中国化,摆脱单纯地依赖西书的局面,孙本文组织了一批知名社会学家撰写“社会学丛书”(计15种,涉及中国社会学的各个基本方面)。后来,为了大学讲授方便,由孙本文将丛书合编为《社会学大纲》一书,于1931年出版。但是,该书出版后,孙本文觉得其偏重经验材料,缺乏系统的理论讲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推出一本系统的理论与经验相融合的社会学教科书,这就是后来的《社会学原理》。

在章节安排上,《社会学原理》全书分526章,讲授时间约为一学年。第一编为总论,论述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性质、范围及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单位及材料、方法、目标、分布与内容;第二编是对社会因素的分析,涉及到人类生活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地理要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生物要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心理要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化要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第三编是对社会过程的分析,包括接触与互动,暗示与模仿,竞争与冲突,顺应与同化,合作等;第四编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具体包括社会组织的形成,社会组织举例,社会解组与社会改组,社会控制;第五编讲解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涉及到社会变迁的性质及史迹,社会变迁及其原因,社会惰性与文化失调,社会进步。

在孙本文看来,《社会学原理》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采取欧美社会学家的各家之长,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试图建立社会学知识的有机体系;(2)作者采用了认为正确的欧美社会学上的最新思潮,并将其争论的不同意见一并呈现,以供学生自己研判;(3)由于受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和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W. I. Thomas)的影响,因此全书注重文化与态度的讨论;(4)在引用资料上,多使用本国材料,主要有历史事实和统计材料两类,以增强读者的适用性等。

 

二、《社会学原理》中的社会学观

在早期求学阶段,孙本文受教于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F. H. Giddings)、帕克(R. E. Park)、奥格本(W. F. Ogburn)等人,深受文化学派和心理学派的影响。这种知识经历直接塑造了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观,尤其体现在其所著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书中。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整体性社会学理论观。孙本文自言:《社会学原理》全书注重文化和态度的探讨,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文化社会学的观点之上。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是人类的文化,而文化具体体现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在孙本文看来,“共同生活的中心要素为文化社会学,即研究此中心要素与其所生之种种关系与影响,及解决此中心问题之种种条件与方法之学问”。人类共同生活的中心问题,在于对环境的调适以生存,而文化是连接人类外部环境与内在需求的调适。因而,文化本身是人类心力所创造的、以适应于环境的产物。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很大。心理特质只不过是文化因素在人内心中的反应,文化创造心理,文化影响着人类的调适和生存。

1. 社会学研究的目的

孙文本在《社会学原理》开篇序中强调了社会学研究的实用性,指出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即“社会学何为而做乎?曰: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而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学界的共同行为。无论是实地的城乡社会调查,还是社区建设,无不体现着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取向。早期的社会学者以忧国忧民的担负,在探讨中国社会的未来和出路。

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国家贫弱,社会动荡。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社会学者,都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肩负着旧中国要自强自立的民族使命,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改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探索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展开实地调查,了解当时中国的真正问题,并参与到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当中,比如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在理论探索上,也十分注意现实的实际引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2.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说明是《社会学原理》一书的基础。其中,具体分析的基本概念有,(1)社会生活。孙本文认为,人类生活自始就是社会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人类种种社会活动和行为所复合而成的现象。这是一部人类的环境适应史,也是一副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社会活动画面。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个体与他人、群体和整体的差异。一方面,个体与他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结成群体共同生活,另一方面,个体与整个社会也有密切关系,彼此相互依赖。(2)社会行为。在孙本文看来,是指的二人以上的交互与共同行为。社会行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交互行为,指个体之间的交往;第二是共同行为,是指人与人结成群体后的交往行为,是一种团体之间的交往;第三是交互共同行为,是指交互动作时各人同时参加此项动作。在此,孙本文区分了社会行为与个体行为,个体行为是限于个人的行为,即使其行为的前因后果指向他人。而社会行为则是指二人以上结合的交互与共同的行为,彼此之间存在沟通关系。(3)社会。孙本文概括了社会学家对社会的三种理解,分别是以社会为同心的人的集合;以社会为互动的过程;以社会为一种社会遗产。基于其综合传统,孙本文认为社会包括以上全部三个方面,指出社会不仅是多人的集合,是交互动作,还是社会遗产。换言之,他的社会观指的是社会是由人和群构成的交互和共同行为。基于此,孙本文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社会。前者指历史和现实中的全人类,后者则是人们交互和共同的社会团体,如地域上的国家、省、市、村、社区、家,团体上的国家、政党、老乡会等组织。(4)社会学。何谓社会学?孙本文在比较了众多不同观点之后指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由此,凡与社会行为有关的各种现象,社会行为的共同特点,以及社会行为间的相互关系,社会行为的规则及变迁等,都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内,由此区别于物质科学。实际上,在孙本文那里,社会学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科学中的根本科学,研究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全部共通现象,以区别于经济学、政治学等对社会生活各部分现象的研究。前者的研究对象要比后者广泛的多。实际上,这种观点间接承袭了自孔德及其后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在孔德看来,社会学是一种母社会科学,其范围与层次要凌驾于其他社会科学之上。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帝国主义”的思想。甚至在当前,这种思想仍然时有流露。

3. 社会学研究的单位和方法

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非常宽泛。由此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单位,或认为是个人,或认为是团体,或认为是制度,或认为是社会共识。对此,孙本文则采取一种综合的看法,以具体社会为研究单位。这种具体社会可能是团体社会、区域社会、直接社会、间接社会。具体社会通常包括三大类,分别是人及其社会行为的方面;物的方面(包括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历史方面(表现为人和物的社会变迁)。具体来源则包括日常生活、社会状况、特殊问题、历史事迹、社会意见、学者著述等。

在研究方法上,孙本文认为,普通科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外三种,即推论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在步骤上遵循着收集材料、分析材料和综合推究三个阶段。而这些方法和步骤,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不过,除此之外,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还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法、调查法(包括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统计法、历史法、实验法等。

4. 社会学的分类及研究内容

孙本文根据美国大学社会学讲授课程,将社会学划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类似于社会史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其中,理论社会学具体又分为二类,(1)普通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现象中的共同部分;(2)特殊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行为与非社会现象,以及社会行为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包括地理社会学、生物社会学、心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等)。而应用社会学则包括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工作等。

在研究内容上,孙本文综合各家意见后认为,社会学上有两大主题,其中,静的方面是社会要素、社会组织等,动的方面有社会变迁和社会进化。无论动静社会现象,都构成了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具体说来,孙本文心中的社会学研究内容表现在五个方面,分别是(1)社会要素,由地理要素、生物要素、心理要素、文化要素等构成。不同要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关系或者因果关系,同时,这些因素对人类生活也具有性质不同的关系,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影响。(2)社会过程,孙本文认为,社会行为,作为人们之间的交互和共同行为,存在不同的形式,如接触与互动、暗示与模仿、竞争与冲突、顺应与同化、合作与互助等。而这些行为则建立在个体人格和社会文化的基础上。(3)社会组织,在孙本文看来,个体人格之间的社会行为互动,要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制度化表现就是社会组织,诸如家庭和婚姻制度、农村社会、都市社会、国家。社会组织对于规范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实现社会秩序,作用重大。但是,社会变迁发展可能导致组织解组,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社会改组。(4)社会控制。社会在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秩序的同时,也要借助社会控制。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成员可能出现行为越轨,导致社会失序,因此,就需要社会约制予以制止和维护。社会控制形式多种多样。(5)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在孙本文看来,当文化积累(即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加)、社会需要产生以及领导变迁的领袖出现的时候,便会发生社会变迁。但是,当物质变迁与文化变迁出现差距时,会产生文化惰性,甚至文化失调。社会变迁的积极方面导致社会进步。

总体看来,《社会学原理》是孙本文试图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结晶。他试图把他学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知识,与自己的思想和中国的社会实际融于一炉,构建其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当时,大学中的社会学概论课程讲授基本上使用《社会学原理》一书,甚至该书对于当今社会学的学科教育和教科书编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孙本文的社会建设思想

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具体讲解社会学实施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此外,他还写过“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的专题文章;作为中国社会学社理事长和会长的他在1943年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还在1944年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自任主编,该刊于1944194519481949年前后出过十余期。应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本文曾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过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思考并为之做了一些细致实际的工作,并试图将社会建设视为解决当时严重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的重要出路。

孙本文认为,按照社会环境的需要和人民的愿望而进行的各种建设,都可称之为社会建设。换言之,社会建设依赖于文化背景和社会态度两个背景性存在。社会建设内容广泛,从无形之精神和制度改造、移风易俗,到看得见的心理、政治、经济、卫生事业等,都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要推进社会建设,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分别是人才、资源、计划以及组织等。人才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起到领导和设计社会建设的作用;资源主要是指可社会建设要有可靠的保障经费;计划则强调社会建设的统一规划性,要有详细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设计划,它的制定要契合文化背景和社会态度;而组织则是实施社会建设的依托机构,是社会建设计划的执行主体,是整合前三个因素的重要力量。其中,孙本文强调社会建设的核心在于制定适应社会需要的社会计划,并切实执行。

在社会建设的依赖途径上,孙本文认为社会建设一靠法律、二靠教育、三靠宣导。无规矩不成方圆,推进社会建设不能陷入到无序和混乱状态中。而教育则是社会建设的根本推进,认为通过教育,可以重塑国民精神和品质,养成新习俗,培养新人类。宣导则可以改变社会风俗,转变社会成员态度。三者相互保障,共同支撑社会建设的实施。

在他看来,大概有了人才、资源、计划、组织,而后从法令、教育、宣导等方面推进,那么社会建设的完成自有相当的把握。实际上,孙本文在社会建设上倡导文化立国的方针,强调教育和改造社会成员精神和品质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有计划地进行全面社会建设的构想。

 

四、孙本文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孙文本是我国社会学的开拓者这一,对推动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试图借鉴和融合国外的社会学研究的合理观点,来构建一个社会学研究体系的庞大帝国。《社会学原理》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理论努力。

总体来看,孙本文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在知识和思想上,倡导和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社会学观,探索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表现在关于社会学原理的系统知识阐述中。《社会学原理》完整系统地勾勒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内容体系,对于后市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在学科发展上,《社会学原理》及孙本文先生的其他著作,在当时作为社会学讲授的基本教科书,使用比较广泛,塑造了当时一代社会学学子。包括《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大纲》在内的一系列教科书,对于社会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孙本文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并主持学会日常工作,编辑出版《社会学刊》,这对于推进社会学的组织发展和制度完善,意义重大。中国社会学社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较早的正式组织机构,还定期出版中国社会学的会刊。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研究群体的基本形成。第四,作为社会学界领袖,孙本文组织和主编多套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面对当时国内社会学界多译介外书、缺乏系统的社会学书籍这一局面,孙本文邀请当时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游嘉德、吴泽霖等人,共同编写一套《社会学丛书》(计15种,于1929-1930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具体应用,以中国的方式和事例为体,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很大程度地满足了当时国内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其中,好几本书籍或修订版都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定社会学教科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韩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