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翰笙的生平和著作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幼年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后随父赴湖南转入长沙明德中学和雅礼学校读书。1915年留学美国，先考入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1916年夏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原想选读植物学科，因视力差看不清显微镜下的观察物，改学地质学，但同样看不清地形地质图，于是改学欧美历史。1920年毕业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国留美同学会的秘书长，参加编印《中国留美学生》季刊等一些社会活动。1922年春，得奖学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是年秋，因德国马克贬值，为使手中所有的少量美元能维持夫妇俩人较长时间的学习生活，遂改赴德国，他自己进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1924年夏，陈翰笙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为题写成博士论文，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秋，蔡元培去欧洲考察，应蔡元培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于是由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受到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47人，重伤300余人，他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7 日出版的《独立评论》3卷68期上。惨案次日，段褀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湼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稿。

1927年“4·12”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陈翰笙处境危险，遂偕同刚由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夫人秘密离开北京经由日本去苏联。抵达莫斯科后，就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1928年莫斯科出版，有中文译本），把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中国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中国共产党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这次大争论使陈翰笙深深感到，由于对中国农村经济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讨论问题时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因而萌生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责任感。

1929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组织了无锡等一系列著名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该会成立后任理事长。1933年冬，陈翰笙东渡日本，参加《东洋文库》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分别于1936年、1946年在纽约出版，后者并出有日文版）。1934年后去日本，1935年再度去苏联，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1936年去纽约参加《太平洋事务》季刊及《华侨日报》的编辑工作。1939年回到香港，主编英文双周刊《远东通讯》，并帮助宋庆龄等创办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任执行秘书。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陈翰笙经澳门转到桂林，发表了《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物价与中农》等论文，并与张锡昌、千家驹、狄超白、秦柳方等8人共同写成《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1942年遭国民政府通缉，偕夫人流亡印度，在德里大学和英国远东情报局工作。

1944年3月重庆国民党政府密令桂林西南行营逮捕陈翰笙。他事先得到消息，秘密离开桂林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德里大学找到一份评论员的工作，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印度学者，并把精力用在撰写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事迹，还将他和刘洪进、刘述舟在西双版纳对傣族原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1949年纽约出版英文本，1985年国内出版中文本）。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陈翰笙转到印度史学会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考察，东至加尔各答，南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买，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使他对印度经济地理、社会状况、种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1946年4月，他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他在美国继续查阅1927－192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14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后来译成中文，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1950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回国后的陈翰笙，先后出版了《美国垄断资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文化大革命”中，陈翰笙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1968年他被监禁9个月后下放到湖南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才得到照顾回京。1978年改革开放后，陈翰笙已年过80岁，还与卢文迪、彭家礼合作，为中华书局合编《华工出国史资料汇编》5辑。1979年他的《印度莫卧尔王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陈翰笙文选》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989年，由他与薛暮桥、冯和法合编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巨册，由展望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他与薛暮桥、秦柳方合编《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20世纪30年代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原报告从未发表，也一直没有找到。1957年薛暮桥、孙冶方曾建议，将国家统计局保存的原始资料重新整理，并派人到原来调查的村庄，就1936年、1948年、1957年三个阶段经济变化情况进行对比调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研究所出版，1988年他的自传《四个时代的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3月13日逝世，享年107岁。

他的主要著作有：《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美国芝加哥，192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1911年伦敦使节会议》（德国柏林，1924年）、《人类的故事》（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国际新局面》（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中国的地主和农民》（英文版，美国纽约，1936年）、《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英文版，美国纽约，1940年）、《中国资本与内战》（美国纽约，1946年）、《中国农民》（英文版，印度孟买，1946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英文版，美国纽约，1947年）、《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英文版，美国纽约，1949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美国垄断资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印度莫卧尔王朝》（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再版）、《陈翰笙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辑（与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与薛暮桥、秦柳方合编，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研究所，1988年）、《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文集》。

二、陈翰笙与经济社会调查

1929年，陈翰笙应蔡元培邀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因有人反对蔡元培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翰笙接任后，立即着手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

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是从江苏无锡开始，然后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因为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够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1929年春，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45人，采用逐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调查人员分成4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

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93．14％，贫农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农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50％左右，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401斤，小麦亩产105斤），人均收 入很少（中农47元，贫农25元；米价每100市斤8．4元，小麦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极度贫困，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73．41％。

无锡调查之后，1930年陈翰笙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调查范围是10个自然村的全部1578个农户。调查的内容包括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同时还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39．10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21．22元，雇农16．92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广大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

陈翰笙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和分析这两次的调查材料，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但原始调查资料保存下来了。调查的一些发现是很有意思的，如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披露，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小的合2．683公亩，大的5．616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

陈翰笙根据广东调查的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小册子，他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陈翰笙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了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的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根据这项调查，陈翰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1933年陈翰笙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者，并在原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便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参与了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各种辩论和争论。（李培林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