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亚南的生平和著作
王亚南(1901-1969)，原名际主，号渔邨，笔名王真、碧辉等，湖北黄冈人（今团凤县）。武昌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教育系，1926年毕业后参加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在杭州期间，王亚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那里他结识了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1928年，王亚南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因参与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被通缉而流亡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并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些费用。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艰苦翻译的《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他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50年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症于上海去世，身后留下41部著作（译作）和340多篇学术论文。
王亚南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地主封建制度论纲》、《经济学史》（上册）、《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概论》、《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等。译作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资本论》、《人类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经济学绪论》、《欧洲经济史》等。
二、王亚南与《资本论》的翻译
在20世纪20年代初，《资本论》就已经有部分章节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到30年代初，《资本论》已经有了几个不同的译本。1930年3月，由陈启修(陈豹隐)根据德文版参照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的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的第1篇)，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年8月、1933年1月，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2、3、4分册，包括第1卷的全部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1932年9月，由王慎明(思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的上册在北平国际学社出版。1934年5月，由吴半农翻译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第1、2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由右铭、玉枢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中册(即第3篇第8章至第4篇第13章)和《资本论》第1卷下册(即第5篇第14章至第7篇第25章)，在北平世界名著译社和世界名著译社出版。
但是，所有出版的《资本论》译本，都不是完整、准确的三卷全译本。要么是第一卷的节译本，要么只是一卷本，而且译文也比较生硬晦涩。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王亚南就与他在杭州大佛寺寄居时认识的郭大力相约翻译《资本论》，为此他们做了大量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翻译出版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卫·李嘉图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他们又合作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严复的《国富论》译本比较，王、郭二人译本克服了严氏译本“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的缺陷，使译文流畅且更忠于原著。在此期间，他们还相继翻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总之，在八年的时间里，王、郭二人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之前的六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这不仅为全译《资本论》打开通道，而且对我国研究古典经济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花了十余年时间翻译的《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是第一个从德文本翻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65年《国富论》改订译本序言中，王亚南说：“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
三、王亚南与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下称《研究》）初版于1948年，在当时的学界曾引起巨大的反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上。
在该书的“自序”中，作者曾谈到写作这本著作的动机。1943年，英
该书虽然是论述政治制度，但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书，它是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独到的剖析。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主义阶级对立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官民对立，并由此出发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这显然也受到前苏联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用的影响，后者认为中国中古历史阶段的政治情状表现为“二千年官吏与农民的国家”。王亚南认为，研究官僚政治，可以从“技术的”和“社会的”两方面入手。所谓“技术的官僚政治”，乃是指形式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里，这种作风都会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很难根治，只能把它的流弊降至最低限度；而“社会的官僚政治”，则属于体制性质的弊病，它是作为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该著作的独到之处，是融合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的独裁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并把中国官僚政治与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加以分析，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
可以说，王亚南是中国第一个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的学者。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曾提出，为什么中国在古代科学技术领先的情况下在近代却落伍了？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建树”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这种科学的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王亚南认为，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一方面靠宗法组织和儒家伦理加强统治，另一方面把它的对立面——商工市民力量也同化在它的统治之中。而残酷剥削之下的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而无社会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中只有王朝更迭而无社会革命，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李培林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