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瞿秋白的生平和著作
瞿秋白 (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瞿秋白
他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 《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分，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６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７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192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改组，瞿秋白以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译员的身份，协助鲍参加和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此后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
他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去苏联，６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回到上海，９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他的主要著作有：1927年到1937年期间出版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赤都心史》、《饿乡纪程》以及《瞿秋白文集》。
二、瞿秋白与唯物史观社会学
瞿秋白既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在大学里当过教授的学者和发表过许多文采飞扬的文章的文人。他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那期间他担任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上海大学始建于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产物，由原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发展起来的。1922年10月，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苦于没办学经验，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于右任、邵力子宴请李，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经李大钊的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总务长，负责行政工作，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还就上海大学的办校方针和发展规划等问题，写了长篇文章《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发表在《民国日报》，文章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头脑，使他们能够独立认识社会，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以担负革命的重任。上海大学始建之初学生160多人，后经发展学生最多时近800人。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期间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等课程，使许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他在对讲稿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论著，瞿秋白在他的作品中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李原理，他还翻译了苏俄哲学家歌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
瞿秋白为社会系设置了近40门课程，并开设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科目，当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有施存统、蔡和森、安体诚等人。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李大钊、
1924年1月至4月，瞿秋白在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一至四卷上，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现代社会学》一书。他是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的。书中对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都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指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有由其内在原因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所谓目的论的观点都是依附于宗教的，是唯心主义的，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客观束缚的无定论是错误的，而主张人的意志不自由受客观束缚的有定论才是正确的。1924年暑期，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作了《社会科学概论》的演讲，进一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对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政党、领袖、宗教、艺术等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
瞿秋白被捕后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他在那里说，“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许多学者，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陈翰笙、冯和法等人，都受苏联社会学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研究社会学，形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
三、瞿秋白与毛泽东和鲁迅
1927年，瞿秋白同张国焘和谭平山在武汉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兼管宣传部的工作。瞿秋白是当时中共党内最热情洋溢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很兴奋，这篇报告曾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过，但是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上，仅刊出一小部分，便被停发了。瞿秋白为这篇报告被停发而感到愤慨，决定为毛泽东的文章出单行本，并亲自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阶级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救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恶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 ‘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 ‘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一样。”
1950年，由瞿秋白的遗著和译著共500多万字编成的《瞿秋白文集》即将付梓，毛泽东特意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其中写道：“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和鲁迅也是文坛挚友。鲁迅还在与瞿秋白未曾谋面的情况下，看了瞿秋白所写的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及“自由人”的文章后，就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瞿秋白曾经赠给鲁迅的一首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还有一段跋文：“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悲愤交加，他在
1923年，24岁的瞿秋白才华横溢，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发表一首歌曲，当时配有曲谱，显示他的激情和理想：赤潮澎湃\晓霞飞涌\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 （李培林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