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的生平和著作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著名学者。7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与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反响。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随后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在中共的二大、三大、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他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在监狱中和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1927年4月28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等20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

在1949年之前，李大钊的一部分著作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一直没有能出版发行。1959年，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李大钊选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10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的社会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等文章中。

二、李大钊与唯物史观社会学

李大钊早期曾受到英国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陈翰笙等人为代表，但他们具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李大钊、李达都曾留学日本，他们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接触马克思的著作和社会主义思想；许德衡和陈翰笙曾留学欧美，是从欧美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瞿秋白没有上过大学，是因为俄文熟练当记者到苏联采访而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现代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他们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大体相仿：李大钊1920年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认为，“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时候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的绝大贡献，会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李达认为，“社会学者,社会科学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80）；许德珩强调，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之构造，社会构造之存在、发展、变革及其相互联系，分析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诸要素，及诸要素的性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求社会变革的因果关系和法则,以推知社会进行的方法,预测将来的一种学问”(许德珩:《社会科学与社会学》,1936)。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学的知识以及把唯物史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做法，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来自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来自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等人的观点，1928－1930年许德衡曾翻译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出版后重印十余次；二是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1919年发表的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对中国的左翼学者影响甚大。

李大钊针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改良论，指出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和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形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即“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认为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于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革命。他指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经济问题，那么人口、妇女、劳动、青年、废娼、童工、土地等问题，乃至市民生活等实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他明确指出，循着经济现象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学得到的一个重要法则，也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的重大贡献。

三、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朴著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1899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发表的两篇译文中提到马克思，但都是非常简单地提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派别的代表。最早提及唯物史观内容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真理与正理”。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刊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书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传播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由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

李大钊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这样，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对于唯物史观有了完整的认识：首先，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 想武器；第三，唯物史观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运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社会变动和文化更新。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现代化等问题的论争，虽然都是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都紧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相关，是唯物史观的看法和其他观点争论  。（李培林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