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

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

总第10期

目   录

课题规划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设立所级重点课题规划………………………………………………… 2

课题论证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宝义2

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王光荣3

城市空间与城市生产研究………………………………………………………………………杨政4

英国城市化进程研究………………………………………………………………………李宝芳5

研究介绍

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张鸿雁6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陈映芳7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题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叶南客等 8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论文简介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都市圈战略………………………………………………………潘允康 8

城市集约化发展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借鉴…………………………………………………张宝义 9

关于城市居民健康需求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若干思考………………………………杨 政10

20年城市人心理变迁的调查分析——兼论未来人们的心理发展趋势……………………刘 娜11

城市社会学及相关知识

   城市理念——健康城市………………………………………………………………………………12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设立所级重点课题规划

自2002年城市社会学学科被天津社会科学院确立为院重点学科以来，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推进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决定设立关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所级重点课题。

    课题的设立是为推进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课题的确定既要顾及当前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也要参考社会学所研究人员的研究特长和基础，采取研究人员自愿申报，社会学所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在和课题承担者协商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确定课题。

  自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根据上述原则进行过多次酝酿和讨论，相关研究人员也草拟了课题研究大纲，在此基础上初步决定以下4项课题为所级重点课题。课题的最终成果形式是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每部著作的字数不少于20万字。

  （1）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课题承担人：张宝义 

  （2）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                课题承担人：王光荣 

  （3）城市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研究            课题承担人：杨政

  （4）英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课题承担人：李宝芳

下面我们特将各课题负责人撰写的课题申请的简要内容在此加以介绍，以供国内有关专家和学者对各项研究给予关注和支持，并期望在研究过程中获得各位同行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张宝义

为全面总结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成果，梳理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及未来发展的取向，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日前启动了“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展望”课题。该课题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研究员执笔，力求对上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评析和展望。

鉴于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基本贯穿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作为该项目的研究主线，并以此为基点，分阶段、分类别地系统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展开相应的归纳和评析工作。研究内容将涉及城镇化发展模式、城市社会组织与阶层变迁、城市人口流动、城市融合与分割、城市社会空间及异化、城市社会网络、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安全、城市社会传统与社会心理、城市形象与文化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后续的有关中国城市社会学展望的探讨，也同样以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为主线进行延伸，重点强调现有的学术理论及观点对今后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传统支撑以及可能发生的创新。

此项研究所“圈定”的学术成果，将突出成果的广泛性、代表性、学术性和典型性。入选的研究成果首先要反映中国城市社会学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为进行全方位的归纳和整理创造条件；其次，相应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各时期重要的代表专著，以及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的成果。在重视代表性学者的同时，尤其注重具有影响力的独创研究成果；第三，作者的身份将严格限定在中国学者的范畴，非学者身份的研究成果一般不予纳入，以突出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最后，学术成果的研究指向必须是有关中国的城镇发展以及相关问题，非中国特性的一般性研究，暂不考虑纳入，以保证学术成果的典型性。

在对如上学术成果的评析与展望中，我们将力求把握成果的渊源性。所谓成果的渊源性就是强调理论和观点的学术来源，追寻学术思想的承启，为其进行“学术链”的相联与定位。另外，学术成果形成的环境现实性也是必须强调的，特别是相关理论和观点所基于的中国社会现实环境，应当在介绍学术成果时，予以充分的说明，使读者对学者们的理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有更深的理解，以避免“事出无因”的堆积和罗列。在此项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期待国内有关专家和学者对该项研究给予关注和支持，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王光荣

城市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城市社会学立身之本，创新之源，发展之基。为系统、有深度地研究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总结其理论发展的方式和轨迹，发现理论的空白和增长点，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本研究将全面地梳理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力图作出准确简明的表述，并加以客观的评价。

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做界定、无取舍标准，笼而统之或随意增减地对待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不同，本课题将详细探讨西方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确定原则，提出有确凿依据的鉴别标准，并据此规范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包含的内容。使读者更加清晰全面地了解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全貌及理论的发展脉络。

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各有专长，各有侧重，不一而足。每种理论都是一定时期的特定城市背景和理论语境下的产物，有各自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只有把这些理论放到历史发展和城市领域的大框架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因此，梳理这些理论，辨析其主旨，阐述其精要，评价其得失，追溯其渊源，将它们完整准确地呈现出来，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提供丰厚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是本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发掘各种理论的联系和研究主题的共通性，总结各种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探求理论研究的空白和新增长点，为提升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和推动本土理论构建做准备，这是本课题的又一重要内容。全面介绍理论是本课题的基础，理清脉络源流是本课题的应有之义，深入研究、有所发现是本课题的创新和独特价值所在。本课题既非单纯介绍，亦非专题研究，而是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结合的理论研究。

为明确确定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边界，本研究目前提出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将城市社会学理论分为三大类：（1）社会学理论，用于论述城市社会，得出系统的观点。包括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城市符号互动论、城市社会网理论、桑德斯的消费社会学、世界体系理论。（2）城市理论，用于论述城市社会，成一家之言。包括舍尔的城市现代化理论、雅各布斯的城市社会性规划、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规划理论、芒福德的人本主义规划理论、后汽车时代城市理论、后现代城市理论、未来城市理论、理想城市理论。（3）直接研究城市社会的理论。包括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理论、沃斯的城市性理论、新韦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信息城市理论等。该设想优势在于以城市社会为核心，突出了各中理论之间的层次；其难点则在于涉猎范围过宽、不容易把握。

第二种设想：以社会学理论范畴来梳理各种理论流派，提炼每种理论的精髓，概括出一个主题或范畴，同范畴的理论合为一章，同范畴各理论按照产生的时间先后进行梳理。这种设想的优势在于提纲挈领，凸显主题；其缺点则在于有些理论内容驳杂，难以提炼核心范畴与主题，或其内容分属不同范畴、不易归纳。

希望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将更加明确以上哪种设想更为合理、更有价值，或发现更好的方案。

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生产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杨  政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因此，城市社会学也应该以研究城市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为己任。本人的学术追求是厘清社会过程的条件和机制。因此，通过权力分配、市场交易和社会效益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探索城市空间生产的条件与机制正是本研究的最终理论目标。

城市作为超级复杂的聚合体，是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城市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认识理路和研究方法。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从来不回避城市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城市社会学逐步退出了对于城市经济领域的研究，而专注于城市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由此，城市社会学开始远离了城市研究的核心领域，甚至忽视了该领域内的知识发展、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发展中若干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城市社会学界对于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基本无人触及。在关于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动力机制的研究领域，虽然城市经济学一直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然而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完全市场预期一直使得关于城市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停留在空洞的理论预设和理想模型阶段，与城市发展的经验事实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我们说，城市既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高度集中的空间结构和区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连续统一体。经济社会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已经雄辩地论证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对于经济活动的嵌入性，并且也为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当前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运用综合视角对城市发展中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相互嵌入性完整地加以澄清和梳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本土性、中国经验和“中国性”近年来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我国存在着特色鲜明的权利分配体系和权力运作机制，同时对于社会效益的认识和获得手段与西方的城市发展也差别显著。那么，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权利分配与市场交易以及社会效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正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城市空间的生产极为活跃。市场经济体制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高效增长。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管理、调控和节制，就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自由放任。因而，无论是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被动结合，还是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消极互动，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都必须加以克服。只有三种力量的良性互动才能造就我国大城市发展的理想结构和模式。

本研究将着重研究我国的城市发展中，必须平衡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这三者的关系，在三者的博弈均衡和良性互动中寻求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并最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英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李宝芳

英国是地球上最早进入工业时代城市化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0%以上，至19世纪末，城市人口的比例已达72%以上，至20世纪中叶，英国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如今城市人口已达到90%以上。研究城市化进程，英国可以作为典型的代表。目前，我国学术界还缺乏对英国城市化的整体考察和分析，所以考察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今年6月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这表明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这一阶段表现出来的社会特征是各种城市的社会问题凸显。中国作为后发城市化国家，如何解决处理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急需借鉴前人的相关经验与教训，争取少走弯路。而城市化的先行者——英国，确实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本研究即是对英国城市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翔实的考察，以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研究将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方法和视野，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运用历史学查找、分析资料的方法，重点运用外文资料进行研究；运用社会学概念对英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发展状况进行社会学方面的剖析，将其城市的社会问题、规划、空间布局、人口分布、治理理念与政策、居民住宅等方面纳入重点关注的视域；同时借鉴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城市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探讨。本研究拟首先按照历史时期纵向分时段进行，同时横向剖析具体时期英国城市化的特征、表现、动力机制、影响，每个时期城市的生活状态、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问题及解决之道。

研究选介

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张鸿雁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鸿雁教授在《城市问题》2009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在克服旧有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地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就不能对未来20年中国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提出具有超前性和科学性的战略决策。

作者对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城市社会问题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发性与地方性社会问题。突发性时间类型多、频率高。一件很小的事件，就有可能演化成重大事件。这是由于规范失去作用，个体或群体自我约束力降低。一旦发生某些事件便会形成诱发因素，出现个人甚至群体性失范，局部出现社会失控现象，导致突发性社会问题。同时，由于一些城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完善、地方城市政府管理系统失调、或因地方性管理模式及管理能力不足，导致突发性的地方性社会问题不断出现。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失调与价值冲突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伴随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和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移，使旧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体系被逐渐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与体系未能形成，城市社会里越来越缺乏主流文化，越来越缺乏对城市主体社会文化的认同。新的行为文化以多元化形式呈现在新的城市社会环境之中，相应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失范和越轨行为。并表现为文化变迁滞后与非同步现象，以及城市文化异质性群体增多，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在不断增多。

三、  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空洞与功能性失调问题。结构性空洞表现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的下岗问题；城市强调结构高级化、科技产业高级化却缺乏相应高级化产业人才，从而出现结构性失业。“功能性失调”中包括城市对社会问题管理控制的失调、社会机制在转化过程中要素不同步转化形成的“技能失调”等，如城市拥挤、阶层区隔、弱势群体被遗忘等。

四、  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性滞后与操作失误问题。中国30年的城市化，几乎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历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对中国城市化理论和发展模式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导致城市的现行政策明显滞后于城市化发展；同时，单一由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也导致城市管理中操作失误，管理真空到处可见。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陈映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映芳教授撰写的《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发表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期。文章通过对城市的各种政策文本以及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外来人员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员的权益状况、生活状况是制度性、政策性排斥的可预期结果。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

文章分析了城市通过建立一整套复杂、细致的区别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吸纳其所需要的外来劳动力，同时也排斥其成为真正的城市移民。其方式是：以支付户口等市民资格的方式吸纳紧缺的高级人才或投资者；而以市场途径吸纳简单劳动力。城市利用市场机制，设置了最为经济的乡村-城市间劳动力转移途径：通过劳动力市场吸纳农村廉价劳动力，通过民办学校吸纳民工子女，通过企业和房产租赁市场吸纳外来下层居住者，并由企业和劳动者自身负担保险。这样，城市在获得了大量建设所需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基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直接成本。城市就是以这样灵活的、不同市民待遇的政策下完成了社会排斥。

同时，城市住房供给结构也构成了城市社会排斥系统的重要部分。伴随房地产市场化、住房私有化——分房货币化、公房私有化、安居工程等，城市改造与更新运动，住房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也形成了区别化、排斥化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福利政策以及公积金缴存制度规定、限制了住房补贴只能流入房产市场，而不是根据个人意愿自主、灵活地满足住房需求，如租房或在外地建房等。这实际上形成了市民与非市民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与职业团体之间的社会排斥功能。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

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

南京社会科学院   叶南客、陈如等

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叶南客研究员、副秘书长陈如研究员等在《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们对1478位南京城乡居民所进行的关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该文基于居民幸福感、幸福取向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的判断，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建构了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模型，在大样本的“南京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分析基础上，对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特征及其多元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提出了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主导型战略与可行性路径。

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将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分为两大类七个因素19个指标。第一层次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2个类别；第二层次由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四个因素，及个人生活中的经济、人际关系、个人状态三个因素，共7个因素组成；第三层次由19个具体指标组成。该研究还对南京居民的情感状况、总体生活满意状况、社会生活满意率等进行了分析。在对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的多元因素分析中指出，南京市居民的幸福感与个人发展状况、个人住房条件、经济快速发展状况、健康状况、个人收入、同事关系、城市现代化建设状况、婚姻、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状况、个人事业状况、政务公开等11个因素都存在着线性关系。此11个因素对居民幸福感有着直接、显著的影响，可以解释幸福感58%的变异。文章由此概括出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五大宏观要素——即经济总量因素、居民收入因素、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保障和政治民主；及五个微观因素——健康状况、自我发展、社会关系、婚姻状况和性别。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坚持发展、完善政府职能，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统筹区域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注重社会善治、提高社会活力等八条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主导战略和可行路径。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市社会学论文简介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都市圈战略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潘允康研究员撰写的“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都市圈战略”一文发表在《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上。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都市圈战略顺应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是中国未来空间结构的调整方向。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有利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不同城市发展模式的整合。它是中国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大都市圈规划与设想是和这个战略相吻合的，其基本的主张是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大多数人口的城市化。为了加速实现城市化，我们应当采取许多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实施大都市圈战略。大都市圈的建立必将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是因为大都市圈战略与中国空间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大都市圈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它可以发挥和扩大城市聚集经济的优势，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都市圈战略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从大都市圈角度看，以1-2个大城市为中心，若干中小城市环绕其间，更多的小城镇星罗棋布所构成的城市群能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同时发挥出来，实现不同城市模式之间优势互补。

    从系统论角度，看大都市圈首先是系统，是由有密切地缘关系和其他各种关系（包括经济、行政、文化、环境等各种关系）的不同规模和模式的城市要素组成的系统，通过组成大都市圈的城市要素之间的功能整合与互补，更充分地发挥了城市和城市化的优势，取得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大都市圈又是要素，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系统的组成要素，它既能更充分发挥城市和城市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正面作用，又能较好地处理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具体国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要素与系统，要素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因此它有强大的生命力。

城市集约化发展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借鉴

《城市》杂志2009年第5期刊发了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研究员撰写的“城市集约化发展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借鉴”一文。摘要如下：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为45%左右，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有一千多万农民进入城镇，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伴随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递增以及城市规模的外延扩张，大量耕地将不可避免地被占用，造成耕地面积的大量流失。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均耕地占有量很低的国家，“吃饭与建设”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此情况下，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势必成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经验。

中国台湾和日本的城市集约化发展，实际上是依靠了大城市和大都市区的超强聚集作用。由于地域面积狭小，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中心作用十分弱化，有利于大都市区对人口产生直接的聚集拉动，使农村人口大量向都市区转移，从而为耕地保护创造了条件。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和日本虽然有相同之处，即均表现出人多地少的特点。但是中国大陆地域宽广，面积十分庞大，尤其是农业地区腹地广阔。因此，中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纽带作用十分重要，小城镇也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在此情况下，不可能像中国台湾和日本那样形成大都市区单一极聚的城市发展模式。然而，中国台湾和日本在城市集约化发展方面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都市区的发展有利于周边农村人口的聚集，缓解耕地紧张状况，甚至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腾出土地空间。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也可以结合城镇发展及时合理调整村镇结构，通过突出中心镇、中心村，减少和避免零散布局的办法，加大土地整理的力度，有效保护和增加耕地面积。

由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发展初期，城市化与耕地之间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而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将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必然选择。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要做好城市发展的用地规划，特别是做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减少耕地的占用。另外，还要通过经济、法律、管理、技术等各种手段及措施，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土地浪费。

关于城市居民健康需求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杨政撰写的《关于城市居民健康需求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若干思考》一文，发表在《消费导刊》2009年第9期。文章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的生存与生活境况得到巨大的改善。健康越来越受到城市人和社会的关切与重视。城市人不断追求生活质量，希望增进自身的健康水平。但现代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也给城市人和城市的健康带来巨大的挑战。那么，如何通过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事业来增进城市人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作者认为，健康具有丰富的内涵。健康不仅是城市人与社会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也是城市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财富。判断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精神是否健康，除了个体特征和医学因素外，还要参照相关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标准。公共卫生绝不仅仅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来被消费，它更是一种社会性的健康投资。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投入是一种投资。同样，政府和社会对公共卫生的投资，构成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样是对国家健康财富的投资。因此，健康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国家对健康财富的投资是对生产力的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良好的公共卫生能有效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而不顾及卫生环境的改善，必然会付出了巨大的健康和社会成本。因此，公共卫生指标应该是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作者认为，医疗体制的障碍和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完善正是导致我国当前城市社会种种健康问题的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必须增加投入，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提供财政和社会支持。从而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此外，在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过程中，健康城市建设是促进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

20年城市人心理变迁的调查分析——兼论未来人们的心理发展趋势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刘娜在《未来与发展》2009年2期上发表的论文《20年城市人心理变迁的调查分析——兼论未来人们的心理发展趋势》中，利用2007年和1988年两次调查数据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指出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障碍仍然存在，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另一方面，虽然人们的心理受社会变迁和生活巨变影响较强，心理压力较大，心理障碍越来越成为影响身心健康与社会稳定的因素，并受到社会关注；但人们通过积极努力，如自身调节、专业心理疏导、媒介宣传劝导等途径，其抗拒心理疾患的能力已经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将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将加快，社会竞争会更加激烈。心理疾患人数将不断增多，且呈现群体性特征，如农民工群体、白领群体、公务员群体、老人群体、学生群体。心理疾患人群向两端发展，即年轻化、老年化。同时，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待心理疾患的态度将趋于成熟与理性。心理讲座、心理咨询、心理诊治、心理培训等名目繁多的项目在电视台、广播台、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出现，大多数人越来越能够以科学的态度正视自己的心理障碍。

关注转型期人们出现的心理问题，采取措施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与心理障碍，需要从改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环境入手。文章提出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化、实现社会支持的健全化、以及心理疏导机制的大众化等途径以解决这一问题。并指出采取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技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只有从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和政策设计及社会舆论等多方面才能进行根本解决。

城市社会学及相关知识

城市理念——健康城市

ＷＨＯ在１９９４年给健康城市的定义是：“健康城市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能够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互相帮助的城市。”

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21世纪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挑战而倡导的新的行动战略。它起源于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专署的“健康城市项目”，该项目立足于两点，即城市的概念和一个健康的城市理想境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是当今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城市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估测，全球已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化的人造空间里。然而，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工业化的城市面临着社会、卫生、生态等诸多问题，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饮水和食品供应、污染日见严重的生态环境、暴力伤害等社会问题，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当今世界对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城市不仅仅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城市应该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的理想环境，是一个人类生活、呼吸、成长和愉悦生命的现实空间。城市发展“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牺牲人类健康，不能牺牲社会文明”。

健康城市的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将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城市与健康”，并根据世界各国开展健康城市活动的经验和成果，同时公布了“健康城市１０条标准”，作为建设健康城市的努力方向和衡量指标。
　　（１）为市民提供清洁安全的环境；
　　（２）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
　　（３）通过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手段，保证居民在营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
　　（４）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其中各种不同的组织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协调工作。
　　（５）能使其市民一道参与制定涉及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
　　（６）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７）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其种族或宗教信仰）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征；
　　（８）把保护健康视为公众决策的组成部分，赋予市民选择有利于健康行为的权力；
　　（９）作出不懈努力争取改善健康服务质量，并能使更多市民享受健康服务；
　　（１０）能使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或少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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