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预警预控与社会管理创新” 论坛有来自高校、社科院等部门学者，共收到论文25篇，研究内容涵盖社会预警、社会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群体性事件等方面。                               

一、社会预警研究

在预警研究方面，学者阎耀军分析了“预警”和“应急” 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预警的四重障碍、社会预警科学化的三个瓶颈，提出研发社会风险模拟器的设想。学者佟春霞针对目前我国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结合实践指出民族关系预警研究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学者冯江平、王欣、陈虹、 张月等运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价及K均值聚类方法，构建了2009年云南省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社会预警指数。采用多种效度检验验证了所构建的社会预警指数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学者熊柏隆认为，社会事件的基始效应显现出初始机会的弱监管规律，不同时空的源控制资源性投入决定其成本能效。源环境分析与源甄别是源基管理的首要任务。治源固基的系统策略在于严密观控第一险危时空、长期坚守第一道防火墙、多层级培育源基绝缘体、全方位设置险患隔离带、大面积构建公共安全网。学者杨珺认为，政治心态指标是测评低收入群体稳定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既是其经济地位的集中反映，又是其行为状况的内在依据，诠释着该群体稳定度的主观原因，也是全社会稳定度的“晴雨表”。 学者张永理系统梳理了1949年以来我国国家层面关于监测、预警信息报送专门性政策法规，并且从文本分析角度对信息报送的时效性和准准确性、专业机构与人员的专业性与资格要求、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机制、信息报送范围、信息报送先进科技装备的使用和信息报送平台建设、信息监测的流动队伍建设以及对未履行信息报送要求给予相应处罚等主要方面。学者黄鹏提出了解读环境对警民关系影响的理论，构建了大地区范围内的警民关系研判的指标体系，并对基层基础单位的警民关系社会环境全面调查进行了初步探讨。

二、社会管理研究

在社会管理研究方面，学者彭宗超、曹峰、李贺楼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及社会生态系统治理概念，并基于此构建一套解释社会稳定风险形成机理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稳定实则是对以环境要素和社会行动者要素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的描述，社会稳定表现为社会生态系统能实现有序运行，而社会生态系统运行有序与否又决定于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环境要素和社会行动者要素——具体包括心态和行动——两大类要素以及政府治理因素等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以此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学者庄晓惠从层距性、时间性、结构性三个维度，构建社会分层冲击效应分析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收入分配、房产、医疗、教育、户籍等政策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学者毛哲山指出，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飞速发展，实现了社会管理主体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过渡，社会管理权力从行政集权向分权过渡，社会管理理念从统治向服务过渡。处于发展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尚存在职责不清、社会力量参与度不足等问题。但随着我国对社会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深化，社会管理主体将沿着平等化、民主沟通参与、社会自治等趋势发展。学者朱海龙认为，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得扩散性动员能够围绕特定事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广泛发生、发展。学者匡和平认为，要从提升人的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审视社会管理，对社会管理的理念、内涵、机制、要求等进行全面创新。学者刘文义，乔林凰，张雪花以GIS为辅助工具，研究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方法，构建以生产三要素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指标体系、建立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库、应用供需平衡和空间拓扑方法分析评价城区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学者蒋冰晶分析了天津街镇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经验（信息化建设、资源整合和工作规范化建设）和主要启示有（内生创新渐进推动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同步协调推进，通过具体工作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认为街道具备成为社会管理基础单位的条件，其服务职能会越来越强化，而行政职能则会弱化，并由此引发街道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学者王丽萍分析了中国转型期社会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并试图找到缓解当前社会焦虑问题的有效途径。

学者邓虹对以湘江流域为代表的我国河流重金属污染导致的水环境公共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力图破解由于河流重金属污染引起的水环境公共安全难题。

学者李敢以英国“幸福行动”组织馈赠的若干社会创新资料为素材，对近年来由英国文化教育处和青年基金会联袂开展的欧洲“城市创造力和社会创新”系列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研究整理发现，“城市创造力和社会创新”研究中的城市创造力理论与社会创新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实践操作层次上诠释，“城市创造力和社会创新”项目对社会力量在社会创新中的功用格外重视。

    三、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学者马立认为，目前在我国的应急管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与互动还面临许多困境，有必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能力，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学者王革认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实战性、时效性、公益性要求对公共危机管理组织设计的现状进行反思，并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要求，借鉴现代企业组织设计的新理念，对共危机管理组织做新的设计。学者周利敏认为，经典灾害社会学学派适合灾害防备与应变研究，社会脆弱性学派适合灾害预测和评估人们如何适应或加强能力面对灾害风险威胁的研究，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则适合公共风险和灾害形成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研究。

四、群体性事件研究

学者刘中起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适合中国现阶段群体性冲突调节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即为防止意外社会事件发生而建立的某种可以确保社会安全的装置或有意实施的安全体系。从建构“安全阀”体系角度看，这一新型冲突调节机制可以从社会沟通机制（调压阀）、社会自治机制（缓冲阀）、社会预警机制（监测阀）及社会整合机制（平衡阀）几个环节加以系统构建。学者孙元明、蒲奇军在介绍国内有关社会稳定形势观点的基础上，预测国内群体性事件在近期内的大体走势和阶段性特征及需要特别关注的动向，提出了建立全国社会预警系统，加强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预测、预警和评估的建议。学者王丽综述了：中国群体性事件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反思，以期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学者王玉明分析了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是：政府GDP至上，漠视环境保护，乱上污染项目；政商利益勾连，政府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政府环境执法不力，监管失职，监管失灵；环境污染发生后，政府、企业没有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民众合法维权方式失灵，被迫实施非合法方式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