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分论坛由“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承办。论坛负责人为刘欣、李春玲、李路路教授，论坛秘书朱妍、刘畅。本论坛共收到论文30多篇，作者中既有海内外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有青年学术新秀和在读研究生。本论坛分四个单元研讨。前3个单元围绕“制度变迁对阶层分化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及社会态度”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八位学者宣讲了自己的论文，三位学者评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第四个单元专门为在读研究生设立，鼓励青年学子在论坛上展示自己的研究进展；论坛安排了资深学者点评他们的论文，以期通过研讨、评议，对他们进一步修改论文、提升论文的学术质量有所帮助。本论坛讨论热烈，原本40人的会议室，临时增加了座椅十多把。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对阶层结构转型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化的探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国家政治体制、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些基本制度及其所衍生出的次级制度，决定着阶层位置的分化。刘欣教授具体分析了中国计划经济、转型期经济、市场经济下的制度特征和阶层结构，并以上海社会为例，运用1982和2005年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揭示了制度变迁与阶层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改革以来，上海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由原来的金字塔型转向橄榄形的中产社会。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结果。导致阶层构成变化和阶层结构转型的制度因素包括：公有资产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制度的削弱和契约性委托-代理制度的加强，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化和扩张，户籍制、劳动身份制度的弱化，以及专业技术等级制度的强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对转型中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制度性瓶颈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地位上升取决于很多因素，并非有技术就能获得一定的地位。一些制度性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的约束，导致了一些人在城市生活中“有技术而无地位”的身份处境。对技术在分层中的作用、技术与其他制度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应予以更多的研究。传统体制下专为工人设计的技术等级制度给予了工人地位上升的渠道。在当前中国社会里，也应该有类似“星光大道”那样，让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制度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陈光金研究员考察了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内部结构的变化趋势。他利用跨越20年的8个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并未呈现库兹涅假说的倒U型趋势；相反，所呈现的是一定程度的U型趋势。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甚至呈现出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一个时期内仍会继续上升。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吴愈晓副教授，运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资料，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进行了揭示，探讨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职业流动和收入分层的影响。他对上述资料的分析发现，与低学历群体相比较，高学历群体更可能离开初职，而且职业流动的次数也较多。对于低学历群体而言，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换过工作单位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未换过单位的个体，但换单位的次数对收入的正面效应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倒U型关系；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此群体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高学历群体而言，是否换过单位以及换单位的次数对收入都没有效应，影响这个群体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因素。他认为，改革后的中国城镇地区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初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是不相同的。厦门大学社会工作系徐延辉教授及其合作者黄云凌，基于对厦门市农民工的个案访资料，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类型作了“硬资本”与“软资本”区分，并对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其社会流动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及其合作者张翼研究员，以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为依据，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为主要标准，对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进行了估算；中产阶级在中国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占大约12%，而在城市劳动力人口中占大约25%。他们在对中国中产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中产阶级的客观阶层地位、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以及社会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阶层认同普遍偏下，收入是其认同的最主要解释因素。但其所定义的客观中产阶级地位，对其社会政治态度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对社会政治态度更具有解释力。他们认为，中产阶层的客观地位可能是通过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影响社会政治态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研究员，运用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EAMC）中的阶级分析框架对中国中产阶级进行了界定和划分；从生活满意度、对政府的信任、权威认同、公平感、冲突意识等几个维度，测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分析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的特征。她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内部在社会政治态度上的差异是很显著的。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实际上比较现实。他们有着最强的民主意识，但不希望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动，更倾向于渐进的、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民主发展道路；老式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相对比较保守；而下层边缘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则更为激进一些。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园田茂人教授，用2008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Barometer）的数据，对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民众对不平等的感知进行了探讨。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印度、俄罗斯的民众都很关注收入财富方面的不平等，但对其它方面不平等的认知却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民众对收入、财富不平等的感知比较强烈，印度民众对职业、教育不平等的感知最为明显，而俄罗斯民众对所有收入、财富、职业、教育不平等的感受都很强烈。俄国的高收入阶层对宗教不平等感知强烈，低收入阶层对财富不平等的感受更强烈；而中国和印度并没表现出高低阶层对宗教、财富不平等感受上的显著差异。在三个国家中，俄罗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这可以由俄罗斯普遍存在的政府官员的寻租现象来解释。

在研究生论坛中，复旦大学的朱妍、北京大学高明华、王笑非、电子科技大学智勇等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主持人和评论人的点评对论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议，并为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建议。

在本论坛上，陆学艺、卢汉龙、戴建中等著名学者的点评也十分精彩。陆学艺教授认为本论坛多年来表现都很优秀，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今后，在如何使论坛的成果被政府、传媒认可上，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卢汉龙研究员建议对中产阶级在公民社会发育中的作用应予以更多的研究。戴建中教授则建议学界应更加注重制度因素在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的研究。本论坛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有：制度、权力对阶层分化、社会流动产生影响的机制；阶级阶层划分的标准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中国中产阶级的独特性；社会分层的后果（包括消费、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态度、公民社会参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制度约束；西方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等等；中国与亚洲及西方国家阶级阶层问题的比较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