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上午八点半至十二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机遇与挑战”论坛在哈尔滨同心大厦第一会议室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春光与河北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伟文共同主持。参加论坛的代表共计30余人，提交论文及摘要31篇，先后有10位代表在论坛发言。论坛共分三个单元。本次论坛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一、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战略机遇期问题

与会代表在讨论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王春光提出，战略机遇期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依然保持高速发展趋势，能够为社会政策调整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中国社会正处于政策转型期，社会政策的空间逐步扩大，国家将在城市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为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工作生活条件；三是作为年轻的群体和新的社会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动力还很充足。讨论还认为，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期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相关的户籍政策、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等政策的调整，应从国家层面予以解决。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及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研究员做了题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的发言。他从历史逻辑出发的代际比较和从结构逻辑出发的社会阶层比较分析视角入手，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收入、消费方式、经济地位、生活压力、社会态度等方面的特征进行分析，找到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城市工人、新生代白领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同时，还重点分析“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这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相关问题的政策建议。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的“半城市化”状态只是表征，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需要归结于来自历史逻辑的代际和结构逻辑的阶层两个方面的影响。“代际”与“阶层”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作用并非仅仅是两个变量的独立影响，而是存在区别于代际和阶层的合力影响；在控制收入变量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问题指数与公平感指数的偏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力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他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是被动性适应；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半主动性适应；少数具有精英特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建构型适应。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模型，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十分重要。

天津商业大学于俊如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形成特点与原因分析”。他从主流趋向、诉求趋向和多元趋向审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状况。从个体需要与社会压力、流动强化与风险压力、价值传承与身份压力和市场体制与竞争压力对价值观形成因素进行分析。从国家战略与新生代农民工正常健康的社会融入，提出实现该青年群体社会公正的“基础工程”与“当务之急”政策选择。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他认为，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变迁是从流动趋向移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 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张力，他提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是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的基本前提。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杨黎源研究员，他发言的题目是“论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他指出，农民工有了在城市的自主就业权，但在劳动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劳动制度的公平、劳动报酬的平等、劳动关系的和谐、劳动技能的培训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职业融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第一步，是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基础，是其他社会融入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问题。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郑萍在探讨农民工城市适应时，更加注重文化的解释，认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制约因素不仅在于社会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更在于农民工自身在社会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一套主观生存伦理和生活价值观念。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樊雅丽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同乡组织作为最重要的支持手段之一，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延续其乡村社会资本并在城市重建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日渐成为同乡农民工利益表达和实现共同利益的一种工具和一股新崛起的社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在拥有了作为重要支撑力量的同乡组织和自己的“熟人圈子”之后，他们会用更加熟稔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资源支持。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问题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周伟文研究员，她发言的题目是“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的两难选择与城市化困境”。她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新社会阶层，长期的“半城市化”生存状态使他们的陷入进退两难的婚姻困境。“阶层内婚姻圈”作为他们的婚姻特色，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阶层遭遇到婚姻隔离、阶层隔离和城乡隔离，因此，乡——城移民制度设计也许是改变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路。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曹锐博士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贾志科以豫西南M村的个案为例，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充分展现农村“闪婚”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转型下农民工流动的特殊性、流动的不稳定性、婚姻挤压以及各种传统观念的角度对“闪婚”的原因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最后指出，“闪婚”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降低婚恋成本，但同时也会导致婚姻的不稳定等各种问题。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学院谢建设教授做了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素质亟待提高”的发言。他认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素质刻不容缓，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问题急需社会工作的介入，建构社会支持网络的社会工作模式，运用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相结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玫研究员、朱菁菁副研究员分别从心理角层面阐述了各自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王玫研究员由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引发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思考。她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质进行分析，就产生消极心理特质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调适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决不能单纯就心理问题谈心理问题，而应从体制、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深层次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这才是根治的办法。

五、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社会政策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金小红副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单向度’·‘排斥性’：社会约束体系功能弱化与解构的逻辑——以武汉市流动犯罪未成年人的约束关系为例”。她应用赫希的社会约束理论，通过对一组有代表性流动犯罪未成人的城市生活史进行分析，分析城市流动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模型，并指出赫希的理论在本土化语境运用中需要研究的更多问题，同时指出，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约束体系功能弱化与解构的逻辑是其“单向度”、“工具理性”与“排斥性”的内在特征，解决途径是彰显“双向度”、“沟通性”和服务性的社会约束体系。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赵巍副研究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策性问题，在未来十年，应通过提供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供给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境遇和社会发展的转变，这是解决和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最好出路。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讲师钟春洋，他发言的题目是“沿海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障探讨——基于宁波社会调查的分析”。他在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构建和完善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础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路径。他认为将五险捆绑实施的“宁波模式”农民工社保套餐制度对于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思远进行总结性发言。他主要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政府职能转变、公共财政政策等角度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的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