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会有关本论坛消息在不同渠道发布以后，得到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惠稿和莅临会议。会议共计收到33份稿件，涵盖了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研究主题，并从不同角度对分论坛的主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应。而从研究者的分布来看，我们的作者来自不同类型的大学和系科，因此说，分论坛论文体现了不同学科背景和实证经验。

本论坛首先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关系。作为本论坛的实际召集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刘平教授对信访制度的研究，核心的部分是对此问题作出一个合理解释。实际上，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改革以来国家的变化关系甚大。在刘平教授看来，宏观水平上社会结构的变化，逐渐固化为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相对固定的二元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对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不断增强的压迫。在原有政府某个局部职能机构中出现诸多综合性的扩展功能，来应对体制覆盖之外的社会成员的参与和诉求，是近年来体制内的新的变化，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关系的新的表现。而这一点变化，可以被视为局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端倪。也就是说，在中央集权体制内设定体制外的利益表达体制，这可能会成为探索中国式政治体制改革的参考路径之一。

在近似的理论兴趣上，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张汉博士对宁波市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中国的“地方统合主义”的概念。在文章中，他引入并且发展了“企业家型城市”这一认识中国城市治理的理论框架。宁波美术馆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更新，为理解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治理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文联”这一统合主义国家机制在其中扮演着的具体角色。他提出“中国的城市统合主义”，用来描述宁波在塑造企业家型城市的过程中的政企伙伴关系。

类似的，南开大学王星博士基于对1978年代以来“国”与“民”关系之历史演进的考察，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理论。他认为，国与民的互动，是国家自我利益取向与社会整体利益取向不断调和的过程，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私有化、去集权化以及双轨制是其中的基本作用要素。

王彦斌教授《国家与市场：一个组织认同的视角》一文，认为，通过政府组织的方式与通过市场运作方式配置社会资源，实质上是两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在王教授看来，实际上现代国家就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而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在诸多方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所做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王教授将企业中的组织认同，看作是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在组织中通过个体与组织交换资源结果形成的具体表现与反映。传统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更加专注于便捷清晰的公司、团体，基于此对国家和市场配置等进行讨论，并探讨制约此问题的国家的变化，是否可以为组织社会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想象力，是值得关注的。

除了这个单元之外，在进入后单位时代之后的城市社区如何发展变化，并且体现了何种背后的逻辑，是本论坛各位作者普遍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其中，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唐燕霞、李晓东、江口伸吾等三位教授提交的三篇论文，核心的关注点就在于，单位制之后的居委会或者社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基本规划。与国内学者对社区自治的研究有些区别的是，三位日本学者始终强调“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社会”的并存，以及社区内不同主体之间、社区与国家之间的带有自发的、自律色彩的相互合作与支援，并且将之当作未来社区真正自治的非常丰富的公共性资源。

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实际上也是日本特有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这种社会政治特征的反应。虽然国内社会学界也在尽量避免将社区研究，尤其是社区自治研究演绎为二元对立性的分立，但客观地来说，“国家”的强势存在和资源支配性的垄断，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仍然是根本的体验。日本的经验，或曰日本特色的社区自治与社会建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显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同样是社区和居住的主题下，华中师范大学罗力群博士、山东大学王美琴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叶涯剑博士、上海大学郑庆杰博士也从实证的研究角度，提出颇具想象力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也尝试着对空间理论、社区居住的底层化等问题进行展开和深入。

此外，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杨鸿台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王建平教授、上海社科院刘中起博士等，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的王庆明博士，对于当前社会敏感问题及其社会治理进行了非常精彩的阐述。

作为此次总结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对分论坛讨论过程中大家一致关心的话题做一个交代，那就是，社会学应当如何展开对于“国家”的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代中国，很难发现哪件事情背后没有国家的影子，国家简直是无所不在的。不理解社会转型中国家的变化，就不能理解中国社会和市场领域的变化与实质。我们学院设置分论坛，实际上其初衷仍然是希望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新的研究和讨论。从论坛的稿件和会场的学术讨论过程来看，本论坛实际上始终在关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地方、国家与市场等等一系列的概念。刘平教授曾经提出有关于新二元体制的概念进行一个尝试，并且在研究的方法层面上有着同样有效的探索。我们分论坛主办方的大部分论文，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这些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在反思，在何种意义上，在何种效度上，“国家”是一个社会学学科可以深入研究的对象，甚至专门的研究领域。作为实体性的概念，国家可谓是大而无当，着实难以把握。因此，我们想，在什么理论可能上、在什么方法维度上，国家的研究成为可能的或者是能够预期的目标。因此我们还很希望有更多的学友参与进来，在有关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想法和前景。（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陶双宾）